２、后古典主义

    这一概念源于王广义的作品《后古典系列》，以新潮美术家王广义、丁方为主要代表。假如说，新古典主义夸大对传统的尊重研究，对和谐、比例、色彩、结构等造型语言的追求，在作品中体现出对人的尊重、赞颂和理想美的向往，那么后古典主义夸大的是对传统的反思，对历史文化的修正，正视观念愈甚于艺术的形式语言。它夸大对人类整体的生存状态进行反思，寻求主体精神的高扬和对生命活力的行为体现。王广义说:“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使人类走出末梢的病态文化的泥泞，高扬人体的崇高与健康的文化精神。” （4）丁方说：“贝多芬、巴赫、亨德尔那些伟大而神圣的音乐是独一能使我忘却一切的。”“中国的症结是对于各种痛苦最缺乏深刻的反省和体验，从未像巴赫、贝多芬那样布满伟大人类的情感去表现大痛苦。” (5)他们力图超越纯粹造型语言的探索，但又不得不寻找某种文化图示，去张扬那种基督教文化中的大人类精神。王广义选择达·芬奇的《蒙娜丽萨》、《岩间圣母》，米爽朗基罗的《哀悼基督》，大卫的《马拉之死》，进行图式改造和新的构成。“用自我生命意志的创造行为将一种崇高精神——人对于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所怀有的特殊信念，塞入到图式中，使之成为一个可感知的超越一般的实体，进而呈现生命具有高于生命本身的目的的可能性。”（6）丁方则借用基督在自
我毁灭的火焰中燃烧的形象，表达悲剧的痛苦和不可泯灭的意志气力。中世纪城堡和追求无穷的哥特式教堂，成为一种庄重符号，表现灵魂在神秘体验中的升华与净化。强有力的巨手高举的骑士之剑体现为一种文化批判与再建的坚定信念。这里，他们固然采用了古典主义的母题与文化象征，但却从根本上修正了其艺术语言，借古典主义的外衣，演示了现代人灵魂的自我挽救，对现时代的民族精神衰微的自省和批判。

    后古典主义与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固然有内在联系，但在审美理想和价值取向上又有很大差异，它既是浪漫的、理想的（对人类未来的严厉思索与坚定信奉）又是现实的（对人的灵魂本质展示与精神的现象批判）。王广义与丁方在80年代后期的作品，超越了他们前期的“北方极地文化”与“黄土高原”的地方性母题，通过西方的油画图像进入了人类文明中某种永恒与崇高的文化空间。恰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以为，他们的思维观念本质上仍旧是理性的、古典的。而西方哲学与艺术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变，从狄尔泰到海德格尔是客观历史主义向主观历史主义的转变，是理性思潮向非理性思潮的转变。滕守尧以为，“未来主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实践大都是基于战役、产业化和法西斯主义等对现实造成的震动和破坏的经验之上。这种经验迫使艺术家挣脱那宗教的、神圣的、英雄主义的和贞洁的东西。因此，这种艺术也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那种理性化和客观化的要求，指向一个非目的论的和非提高的艺术概念，这个概念沿着纯粹创造性和自我体验的路线前进着。”（7）

    不丢脸出，王广义、丁方的后古典主义绘画起源于理性绘画，但逐渐脱离理性化、客观化而进入纯粹精神创造和自我生命体验，夸大生命意志的主观化倾向。这实质上是一种具有浪漫倾向的理想主义，即以一种巨大的坚韧和热情，对永恒、崇高不顾一切地追乞降信奉，去超越精神和身体、理性和生命本能的分裂。这种远远超越于大众文化意识的艺术，必需有与其同构的心理结构和文化背景才能“共识”，因此它在80年代还不具有社会传播的可能性。